神罗重建的影响巨大，统一的军队、统一的外交、统一的货币与度量衡，但还没有统一的铁路。
由于此前普鲁士政府的操作导致北德意志地区有着大量尴尬的线路，这些轨距不同的铁路必须更换。
否则面对...
伦敦的恶臭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达到了某种病态的巅峰。泰晤士河不再是一条河，而是一道溃烂的伤口——褐黑粘稠的水面浮着油膜与絮状物，水草腐烂的腥气混着粪便发酵的酸馊、死鼠腹腔胀裂的甜腻、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、类似熟透芒果坠地后被烈日蒸腾出的尸胺味，在正午阳光灼烤下升腾成肉眼可见的灰绿色薄雾。这雾不散，它盘踞在威斯敏斯特桥拱顶，在白金汉宫玫瑰园低垂的藤蔓间游荡，在下议院彩绘玻璃窗内凝成油渍般的污痕。连教堂钟声都仿佛裹了层油腻，敲得沉闷滞重，余音未落便被新一轮恶气吞没。
格莱斯顿是在唐宁街10号地下室里接到巴泽尔杰特的第三次紧急求见申请的。他刚用浸过醋的棉布堵住鼻孔，手边还摊着一份《泰晤士报》——头版赫然印着“大恶臭：上帝之怒抑或市政之耻？”的铅字标题，副标题却用极小字号写着：“东印度公司债务清算委员会今日通过决议，拟将孟买港扩建预算削减三成，以‘优先保障本土民生’。”格莱斯顿的手指在“民生”二字上停顿良久，指甲边缘泛起青白。他忽然想起昨日在内阁会议室里，财政大臣罗伯特·洛爵士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，却始终不敢张大嘴，只用气声吐字，唾沫星子喷在面前银质咖啡勺上，那勺子里盛着的不是咖啡，而是半凝固的褐色浆液——昨夜暴雨冲垮了南岸一处老旧砖砌涵洞，整条街的污水倒灌进市政厅地窖，连咖啡机滤网都被堵死了。
他让侍从放巴泽尔杰特进来时，特意命人将地下室唯一一扇气窗推开一条缝。风卷着恶臭扑进来，格莱斯顿猛地呛咳，喉管里翻涌起胆汁的苦味。巴泽尔杰特站在门口，制服肩章上沾着几点可疑的黄斑，领结歪斜，眼窝深陷如两口枯井。他没行礼，只是将手中那卷用油布反复缠裹的图纸重重拍在橡木桌上，羊皮纸发出沉闷的“噗”声，像一记钝器击打腐肉。
“首相阁下，”巴泽尔杰特的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，“这不是图纸，是伦敦的尸检报告。”
他解开油布。图纸展开，墨线密密麻麻爬满整张亚麻纸，标注着数字、箭头与令人心悸的红色虚线——那是旧排水系统所有主干管的走向，每根线上都标着精确到英寸的淤积厚度。最触目惊心的是泰晤士河沿岸十五处排污口的剖面图：那些本该接入河流的铸铁管道，此刻竟如溃烂的肠道般扭曲膨大，管壁内侧附着厚厚一层灰黑色菌毯，管道出口处，河水正以诡异的逆流方向缓缓回涌，裹挟着气泡与絮状物，重新渗入地下。
“您看这里，”巴泽尔杰特枯瘦的手指戳向威斯敏斯特桥下游三百码处一个红圈，“去年十二月，我亲自带人潜入查林十字路泵站检修。水泵叶轮上缠着整整十七码长的马鬃与麻绳——那是三年前修缮时工人遗落的。叶轮轴心已偏移四分之三英寸，但工务局的维修记录里写着‘运转正常’。”他顿了顿，喉结剧烈滑动，“上周，我在切尔西一处新建公寓的地窖发现六具尸体。不是谋杀，是窒息。砖墙缝隙里渗出的气体浓度，足够让一只鸽子在三秒内抽搐死亡。”
格莱斯顿盯着图纸上那个红圈，仿佛看见自己内阁会议桌下蔓延开的阴影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场恶臭从来不是天灾。它是活的，是有记忆的，它记得每一次拨款被议会以“财政审慎”为由否决，记得每一任市政委员把巴泽尔杰特的方案锁进抽屉时抿紧的嘴角，记得东印度公司账簿上那些被刻意模糊的“河道疏浚预付款”——那些钱最后流向了加尔各答的鸦片仓库，而非伦敦的砖窑。
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格莱斯顿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如碾碎的石膏。
巴泽尔杰特没回答。他弯腰，从靴筒里抽出一把锈迹斑斑的黄铜钥匙，放在图纸上那个红圈正中心。“这是老威斯敏斯特泵站总阀的钥匙。二十年前，我父亲亲手焊死它，因为当时市政厅说‘新泵站明年就建’。今年，我用乙炔焰割开了它。”他抬起眼，瞳孔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疲惫，“首相阁下，伦敦的血管已经坏死。再拖三个月，霍乱会比去年多死十倍人。而这一次，没人能怪罪东印度公司，也没人能怪罪神罗的香料商人。”
格莱斯顿沉默良久。窗外，一阵强风突然撕开云层，阳光刺破灰雾，短暂照亮了图纸上密密麻麻的墨线。就在那光斑移动的刹那，他看清了图纸角落一行极小的铅笔字——那是巴泽尔杰特自己的笔记：“若此图失效，则必有另一份图纸生效：弗兰茨·约瑟夫一世陛下于维也纳枢密院签署的《多瑙河流域综合治理备忘录》第七条：‘……当泰晤士河水质指数跌破临界值时，神罗帝国驻英商务参赞有权启动‘香料换净水’特别条款。’”
格莱斯顿的手指猛地蜷缩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他当然知道这份备忘录。三个月前，弗兰茨的特使曾带着一盒封装精美的胡椒粉登门，盒子内衬天鹅绒上压着这张薄纸。当时他嗤之以鼻，以为又是哈布斯堡式的傲慢表演。现在他明白了，那盒胡椒粉的香气，是弗兰茨提前送来的讣告。
“张伯伦呢？”格莱斯顿忽然问。
巴泽尔杰特嘴角牵起一丝冷笑：“他在朴茨茅斯码头。昨天夜里，三艘悬挂奥地利商旗的货轮卸下了二百吨龙涎香膏、三百桶薄荷精油，还有……”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提货单，“七千箱‘维也纳净化盐’——成分说明写着‘天然岩盐混合高纯度氯化钙’。可海关验货员发现，每箱底部都压着一枚刻着双头鹰徽的银币。”
格莱斯顿闭上眼。他听见自己太阳穴突突跳动的声音，像一面被劣质鼓槌敲打的破鼓。弗兰茨的棋局从来不在印度，不在丹麦，甚至不在泰晤士河。它始于维也纳宫廷里一次闲聊，落子于伦敦每一家面包房烤炉里飘出的焦糊味——那味道里混着神罗运来的廉价肉桂粉，而肉桂粉的香气正悄然覆盖着恶臭，让市民们误以为空气正在好转。人们开始抱怨“为什么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维也纳盐”，却没人追问为何奥地利盐能如此便宜；他们争抢着用薰衣草皂洗掉身上气味，却不知皂基里掺入的正是弗兰茨改良的爪哇香茅提取物。一场静默的占领，比印度兵变更彻底，比东印度公司破产更无声无息。
“批准你的方案。”格莱斯顿睁开眼，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，“所有预算，立刻拨付。授权你征用一切所需人力物力——包括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图纸上那些红色虚线，“包括东印度公司名下所有闲置船坞与铸铁厂。”
巴泽尔杰特深深鞠躬，脊背弯成一道沉默的弧线。当他直起身时，格莱斯顿看见他左耳后有一道新鲜的擦伤，血痂边缘泛着青紫——那是今早挤上一辆公共马车时，被其他乘客肘部撞出的伤。整个车厢里，二十个人，十九个捂着鼻子，唯独那个撞人的壮汉，正贪婪地嗅着手中一小包“维也纳薄荷糖”。
三天后，第一台蒸汽动力挖泥船在巴克利码头下水。船身漆着崭新的深蓝色，船首却钉着一块橡木板，上面用烫金字体刻着：“纪念1853年霍乱中逝去的12,736位伦敦市民”。开工仪式上，格莱斯顿亲自挥锤砸碎香槟瓶。酒液泼洒在船首，琥珀色液体沿着木纹流淌，混入泰晤士河浑浊的浪花。记者们举起相机，镁光灯炸开一片刺目的白光。没人注意到，就在闪光亮起的瞬间，河面上漂浮的油膜突然泛起诡异的虹彩，那色彩流转变幻，竟隐隐勾勒出双头鹰的轮廓，随即被浊浪吞没。
同一天，弗兰茨在美泉宫接见了英国新任驻奥公使。公使递上国书时，手指微微颤抖。弗兰茨却只微笑着指向窗外——御花园的喷泉池畔，几株新栽的印度楝树正舒展嫩叶，叶片脉络里渗出清冽的苦香。“亲爱的公使先生，”皇帝用德语说道，声音温和如春日融雪，“听说伦敦的空气近来有些……沉重？我建议贵国不妨试试这种树。它的根系能分解土壤中的有机毒素，叶片挥发的萜烯类物质，恰好能中和硫化氢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掠过公使汗湿的额角，“当然，首批树苗已随‘维也纳净化盐’一同启运。运费？就用东印度公司在维也纳银行的账户余额支付吧。”
公使喉结滚动，最终只挤出一句：“陛下仁慈。”
弗兰茨轻轻摇头，转身走向窗边。阳光穿过彩绘玻璃，在他金色肩章上投下斑斓光影。他望着远处多瑙河粼粼波光，那里，一支由奥地利工程师与英国技工混编的勘测队正乘船逆流而上，他们的任务是评估多瑙河支流水质——据说，伦敦下议院某位保守党议员昨夜醉酒后曾含糊嘟囔：“既然神罗能把多瑙河治好……或许他们真懂怎么对付臭水沟？”
格莱斯顿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室里拆开一封匿名信。信纸粗糙，墨迹洇染，内容只有一行字：“首相阁下，当您闻到第一缕真正清新的空气时，请记住——那不是上帝的恩赐，是奥地利的利息。”
他将信纸凑近烛火。火苗舔舐纸角，焦黑迅速蔓延。在最后一丝纸灰飘落前，格莱斯顿忽然想起少年时读过的《圣经》句子：“耶和华使埃及人厌恶以色列人，不至杀灭他们。”他吹熄残烛，起身推开窗户。一股混杂着湿润泥土与新割青草气息的风涌入室内——风里确实没有臭味了。但格莱斯顿知道，这风来自东南方，那里，神罗的商船正卸下最后一船香料，而泰晤士河底，巴泽尔杰特的工人正用奥地利产的合金钻头，一寸寸凿开百年淤塞的砖石。新管道的内壁，将永远嵌着神罗工匠刻下的双头鹰徽记，如同一枚无法愈合的烙印。
窗外，伦敦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夏雨悄然降临。雨滴敲打屋顶，汇成细流，沿着新安装的镀锌落水管奔涌而下。格莱斯顿俯身，拾起窗台缝隙里一片被雨水打湿的梧桐叶。叶脉清晰，叶肉丰润，叶缘却有一道细微的裂痕——那裂痕的走向，竟与巴泽尔杰特图纸上某条红色虚线完全吻合。他凝视良久，直到雨声渐密，将整座城市温柔覆盖。